中国古代的炮烙之刑

中国古代的炮烙之刑

炮烙，也称炮格，是在铜格上涂上油，在其下生火，令人行走其上，人烂堕火而死。相传，此刑为夏桀所创。据《符子》记载：桀观炮烙于瑶台，问大臣关龙逄说：“乐乎？”龙逢回答说快乐。桀于是开始引蛇出洞：“观刑曰乐，何无惻怛之心斯？”龙逢回答到：“天下苦之，而君为乐，臣为君股肱，孰有心悦而股肱不悦乎。”桀继续诱敌深入：“听子谏。谏得，我改之；谏不得，我刑之。”可怜龙逢硬要说真话，回答到：“君王的帽子是摇晃欲坠的危石，君王的鞋履是薄脆欲裂的春冰。头顶危石而不被压死，脚踩春冰而不塌陷，那是不可能的。”桀冷笑道：“我与太阳共存亡。你认为我要死亡，却不知自己死期不远了，现在就让你看看炮烙的厉害。”龙逢从容不迫，唱着歌：“造化劳我以生，息我以炮烙。去故涉新，我乐而人不知。”纵身乃赴火而死。龙逢大概是中国第一位因说真话而被处死的人，是说真话者的开端，也是中国恪守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范例。此后数千年，中国刚正不阿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几乎无不与灾难并存。

由于关龙逢死于炮烙的说法仅见于《符子），《史记・夏本纪》和《竹书纪年》都未提此事，因此后人多认为，炮烙之刑可能始于商纣，而非夏桀。大概夏桀、商纣同属荒淫无道亡国之君，所以后人往往将两人混同，将商纣的帐算到夏桀身上了，沈家本也持此说。

纣王发明炮烙是为讨妲己欢心，据（史记・殷本纪案引》说，炮烙的灵感是纣王因为看见蚂爬入烧热的铜斗上被烙伤，不能继续爬行，只是在那里翻滚、挣扎而死，觉得有趣，于是“为炮格，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正是没有任何约束的权力让纣王的“灵感”成为现实，这又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添加了一个新的注脚。由于炮烙实在恐怖至极，令人发指，许多诸侯皆有异议，但多怕纣王加害，不敢直言。周文王灭商之前，曾被纣王囚禁，想必亲见炮烙之惨烈，所以出狱之后将洛水西边的一块土地献给纣王，请除炮烙之刑，商纣居然同意了。估计当时文王已有反意，此举多是为收买人心。无论商纣是否废炮烙之刑，文王的举措都大得人心。后人评及此事，认为：“纣因天下怨群而重刑辟，肆其暴虑，而终于灭亡。文王献地，请去炮烙之刑，而周室以兴。一兴一亡，肇于仁暴，后之议刑者，当知此意。”

由于炮烙之刑实是骇人听闻，又与亡国之君商纣相关，因此后世诸朝罕有此刑记载。只是在少数民族的辽国的法律中载有炮烙。辽穆宗耶律最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之一。辽史・刑法志》说：“穆宗嗜酒好猎，不恤政事，五坊、掌兽、近侍、奉膳、掌酒人等，辄加炮烙或铁梳之刑。”所谓铁梳，即铁齿梳子，用来梳罪人的身体，把肉一条条地刷下来。铁梳和炮烙并用，更是惨烈无比。炮烙之后，身上的皮肉都被烙熟了，再用铁梳，很容易把肉刷掉，只剩下白骨罪人必死无疑。当时，有人因为丢失一只鹅没有找到，就被处以炮烙和铁梳之刑而死。穆宗的残忍凶暴较之商纣，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后人考证，辽代的炮烙其实更多是一种肉刑，用刑时人不必遽死，与股纳之炮格迥不同也。”它与商封的炮烙本有明显不同，只是对犯人肉体的推残折磨，一般不至于毙命，但辽穆宗却将此种炮烙与铁梳合用，也算是推陈出新，登峰造极吧。其实，辽代的炮烙更近似于后世酷更的考讯之法，而非刑罚。早在东汉时期，就有狱官从炮烙之刑中得到灵感，用来讯问人犯，如会稽人戴就就曾身受此刑，据史书记载，戴就关在钱塘县狱时，“幽囚考掠，五毒备至。就慷慨直辞，色不变容。又烧俣斧，使就夹于肘腋。就语狱卒，可熟烧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即打，因止饭食不肯下，肉焦毁堕地者，掇而食之…”戴就被烧斧烤炙，居然还从容自如，掇食殿肉，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唐朝酷吏周兴更是首创请君入瓮之刑，不过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好在周兴及时悔罪，否则差点就做了第一个实验品。

真正将周兴的“创举”附之实践的是明宣宗朱瞻基。明成祖朱棣死后，将皇位传于长子朱高炽（明仁宗），其弟汉王朱高煦一直耿耿于怀，朱高炽当了一年皇帝就龙驭归天，其子朱瞻基即位。朱高煦于是效仿乃父朱棣发动二次“靖难”，造反起事反侄。宣宗御驾亲征，朱高煦兵败。起初宣宗对叔叔造反一事，表现了超乎想象的忍耐，朱瞻基并未将叔叔处死，只是把他废为庶人，禁锢于紫禁坡西内，筑室居之，曰“道遥城”。无奈朱高煦过于卤莽，自寻死路，一次，宣宗前往探视，朱高煦为示愤懑，用脚将宣宗绊倒在地。宣宗大怒，“下令用铜缸覆之，缸重三百斤，高煦顶负之，辄动，乃命积炭于其上燃之。逾时，火炽铜熔，高煦死。诸子皆伏诛。”清初尤何作《明史乐府〉诗，诗云“可怜高煦亦英雄，顷刻烧死铜缸中”，即指此事。朱高煦效仿乃父，造反反侄，可惜画虎不成反类犬！这不知是否是上天对朱棣残暴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