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擒孟获的故事是真的吗？历史上有几个证据显示，这事儿不太现实
诸葛亮平定南中是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三国故事之一。
而“七擒七纵”作为“能攻心则反侧自消”的完美诠释，更成为几乎人们耳熟能详的典故，广泛地存在于民间传说与各种杂史野史之中。
然而，在最早亦是最权威的史料《三国志》中，却并未记载这一后来为人千古传颂的著名事件。
“七擒七纵”究竟是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还是后人演绎出来的历史故事？
从诸葛亮南征的战略目的看，“七擒七纵”的故事没有发生的条件。
诸葛亮南征，其战略目的并非单纯地为了平定南中叛乱或加强蜀汉在南中地区的统治，甚至可以说，其最大的目的并不在平定南中，而在北伐。
众所周知，蜀汉以汉室继承者自居，以“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作为立国之本，这也是诸葛亮毕生夙愿。
而自关羽失去荆州，刘备惨败夷陵之后，原本就偏居一隅的蜀汉，国力变得更加薄弱，正如《出师表》所说的那样正当“危急存亡之秋”。
在这样窘迫的情况下，倘若南中叛乱的问题不能较好地解决，不但北伐没有安定的后方与较为充裕的人力物力，就是蜀汉腹地的安全也颇成问题。
然而彻底犁平南中，使其与普通郡县归为一同，必将消耗大量的资源与时间。对于需要将全部力量倾注于北伐战场的蜀汉朝廷来说，这样大的消耗实难承受。
因此，诸葛亮将南征的战略目标定为“纲纪粗定，夷汉粗安”。
即清除大的叛乱势力，尽量削弱叛乱根基，维持最低限度的安定，唯求其不牵扯北伐精力，能提供人力物力资源而已。
因此，与其说诸葛亮南征终结了之前的叛乱局面取得了南中地区的长治久安，不如说是开启了蜀汉以羁縻政策治理南中的开端。
事实上，根据《李恢传》中的记载，在平叛部队军还之后，南中旋即出现了“南夷复叛，杀害守将”的局面。
这被杀害的守将中甚至包括“威恩内著”、“执忠绝域，十有余年”的吕凯，是时他刚刚被任命为云南太守。
除此之外，较为靠近北方的越巂郡也并不安稳，牦牛夷盘踞其郡东北，断绝道路，当年刚受任为太守的龚禄被郡中斯叟李球承亲手杀害后官府对此无可奈何，之后任命的太守都不敢去郡中上任。
很显然，无论是《华阳国志》中的“边民长不为恶矣”，还是《汉晋春秋》中的“南人不复反矣”，这样的记载无疑都与当时南中的现状并不相符。
南中的叛乱之人——至少是其中相当部分的人并未心服口服，当蜀汉大军压境之时，他们慑于军威不敢有所举动，而平叛部队甫一班师，他们便立刻死灰复燃。
大量地区并未重归于朝廷的掌控之下，地方夷汉首领之间的矛盾、地方首领与官府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并未彻底解决。
南中人心蠢蠢欲动，身在军中的诸葛亮岂能对此一无所知？
但他仍旧在年末班师而回。
这说明收服人心并非南征的直接战略目的，更非当务之急，他也并未在此事上倾注主要精力。
如若他真的曾经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过收服人心的工作，南中地区之叛乱何至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又死灰复燃？
如果他真的将收服人心视为头等大事，又如何会在当地民夷并未归心之时便抽身北返？
“七擒七纵”故事所反映的核心精神就是诸葛亮对于收服南中地区夷汉民心的重视，然而他南征的直接战略目的并非收服人心。
收服人心固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蜀汉在后来治理南中时也非常注重这一点，但其收效需要时间，且牵扯大量人手与精力。
此虽为要务，并非急务，更非诸葛亮亲征南中最迫切需要达到的直接目的。
他只需解决最主要的问题，即消灭现存的大股叛乱势力，摧垮叛乱根基，将未来可能发生的叛乱烈度尽量压低在地方可以自行解决的范围之内。
既然诸葛亮在当年便班师而回，这就说明他认为南征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
从孟获自身的地位考虑，诸葛亮似乎并无对其反复擒纵的必要性。
在各种野史杂史与民间传说中，建宁人孟获被视为受到夷汉人民信服和拥戴的首领，然而仔细考察正史的记载，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蜀汉南中地区的动荡由来已久，非建兴三年一时之事，而是自建安末年时就已开始，并断断续续地延续至建兴年间。
在建安末年到建兴三年这段时间南中的动荡中，为祸最烈的三大渠魁分别是建宁雍闿、越巂高定和牂牁朱褒。
孟获实力并不甚大，也非反叛势力的渠魁，在七擒七纵故事中颇受夷汉百姓拥戴的首领更是无从谈起。
甚至在《三国志》的正文之中，都无孟获的名字出现，可见他并非叛军中重要得不能不记的人物。
事实上，孟获并非拥有独立地盘与部曲的叛乱首领，他仅是建宁雍闿的一名部下而已。
在三大叛乱势力的渠魁中，除了牂牁郡朱褒是地方官员之外，越巂郡高定与建宁郡雍闿都是当地豪帅，根基深厚，活动频繁。如高定，在章武年间就有率军围攻郡县的反叛举动。
而雍闿更为猖獗，甚至接受东吴的任命，更主动煽动当地百姓为乱。
诸葛亮部队若是进剿，首先必然是针对像这样的渠魁来作战，不会置叛乱首领于不顾而对其一名普通部属念念不忘。
因此，至少在雍闿本人被俘或被杀之前，孟获绝不会成为平叛部队的主要打击目标。
而据《吕凯传》的记载，在诸葛亮的平叛部队已经出发还未及与雍闿交战时，雍闿就已被另一叛乱渠魁高定的部曲斩杀。
这说明叛乱各部势力虽大，却互有嫌隙，并非铁板一块。
以雍闿势力之强，尚为高定部曲所杀，身为其部下的孟获，有何德何能可以在宗主已死，各部群龙无首，叛乱势力根基又被动摇的混乱之中仍能收合部曲坚持与平叛部队为敌？
即便孟获确实是威望与才能兼备的人杰，有能力号召雍闿余部再战，又怎么可能在连战连败的情况下仍能保有威望，以至于能够反复纠合残部并与平叛部队交战七次之多？
这实在与常理过于不合。
从当时情势与诸葛亮南征的持续时间来考虑，“七擒七纵”也无条件发生。
在“七擒七纵”的故事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诸葛亮请战败后的孟获参观平叛部队的营寨与军阵之后释放了他，等他再次前来交战。
这一情节反映了诸葛亮的智谋过人与宽仁大度、平叛部队的训练有素与游刃有余。
诸葛亮与平叛部队在南征的战斗中占据绝对的优势，甚至并不在乎将自己的虚实暴露给敌人，因为即使这样，他们也仍有十足的把握获得胜利并擒获敌酋。
这般具有碾压实力的诸葛亮却并不肯杀死冥顽不灵的孟获，而是坚持一次次地释放，等待他自己的醒悟，更可见其收服南中人心之诚意。
故事情节固然精彩，然而考诸史书，平叛部队在南中的作战并不像这一情节中描述的这样游刃有余，至少并不总是这样。
固然蜀汉平叛部队训练有素，在整体上相对于叛乱势力的乌合之众占有优势，而且最终也确实取得了南征的胜利，但战斗的过程并非总是一帆风顺。
毕竟当时的南中并非叛乱初起，地方反叛势力的不臣之心其实自建安年间便已萌发，即使以建兴元年牂牁太守朱褒公然拥郡反叛作为起点，至建兴三年时，南中的叛乱也已持续两年有余。
反叛势力在当地经营多年，声势颇大，又熟悉当地情况，平叛部队远来为客，其实并对叛军并不曾形成碾压优势。
吕凯被隔绝十余年仅能闭城自保而无力反击，李恢在最初的战役中也因为人少力弱被叛军围困。而诸葛亮南征时任命的三名太守，竟有两人在战斗中身亡，唯一站住了脚的是后来当了庲降都督的牂牁太守马忠。
这般胶着的战况、艰辛的厮杀与惨烈的牺牲，史书明载，历历在目。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前段所述的那般情节岂能有发生的可能？
诸葛亮以国家宰辅之尊，跋山涉水深入不毛，是为整个南中而来，而非为了某一名叛乱首领的部属而来。
以谨慎持重著称的诸葛亮，怎会在局势尚未稳定之时将自己的虚实贸然暴露给敌人。
又怎会浪掷麾下将士的牺牲与鲜血宽纵敌人至于七次之多？
况且，即使不考虑诸葛亮南征的战略目标，不考虑孟获自身的地位，也不考虑发生此事的合理性，仅从交战过程所需要的时间进行计算，“七擒七纵”的军事行动也绝难实现。
由此可以断定，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并非历史史实，更大的可能来源于民间口耳相传的传说故事。
虽然并非史实，但作为故事的“七擒七纵”仍旧有其内在的历史意义。
屡次作乱或桀骜不驯的种落渠魁或豪强大姓被朝廷派驻的官员以武力手段或财货恩惠收服，从而放弃为恶倾心归附，于是地方人民安居乐业。
这样的史实在《蜀书》中并不罕见，只不过双方的主角并非孟获与诸葛亮而已。
如《张嶷传》载其开复郡土之事曰:“嶷将所领往之郡，诱以恩信，蛮夷皆服，颇来降附。北徼捉马最骁劲，不承节度，嶷乃往讨，生缚其帅魏狼，又解纵告喻，使招怀余类。表拜狼为邑侯，种落三千余户皆安土供职。”
又载:“(隗)渠刚猛捷悍，为诸种深所畏惮，遣所亲二人诈降嶷，实取消息。嶷觉之，许以重赏，使为反间，二人遂合谋杀渠。渠死，诸种皆安。”
其事皆如此类，且与“七擒七纵”故事在情节上颇有相似之处。
或许正是百姓在口耳相传的传说中，逐渐将这样一些类似的故事附会于孟获与诸葛亮二人之身，才形成了“七擒七纵”的传说。
其实故事里的孟获与诸葛亮，只是南中大姓、渠魁与蜀汉官员的代表性符号而已。
这传说的出现，记录着西南边陲各族人民在冲突中逐渐融合于中华文明的过程，也是对诸葛亮及此后蜀汉南中官员所执行的政策的一种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