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评丁兆伦长篇小说《农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评丁兆伦长篇小说《农门》

我与作者素不相识，但读了《农门》之后，又有些相见恨晚之感。又闻作者第一次发表长篇小说，足以见文学功底和驾驭长篇的叙事能力之深。

一部描写农村历史题材并带有诗史性质的作品

我感到，《农门》是近年来涌现出的描写农村历史题材的非常厚重、带有诗史性质的作品。从鲁迅开始，农民书写一直占据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主流位置，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很高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文学作品。可以说，农村题材的作品是现当代文学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文学品类之一。同样是写农民写农村，《农门》很独特，《农门》上部从1888年写起，一直写到1938年，通过个体视角，生动呈现了这50年间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变迁，规模宏大，人物众多，同时，又保留了鲜活丰盈的生活质感，通过胳肢窝村秦冯王丁李五个家族的发展史、争斗史，深刻揭示了“乡土中国”独特的生活逻辑、情感逻辑、文化逻辑。“农门”显然是一种象征和隐喻，小说对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刻画，超越了以往小说的单向度情感取向，揭示出一种近乎宗教般的生命连结和情感依恋，甚至农民与土地之间形成了一种神秘的精神交流。小说的主人公看似是丁土根、丁地博等一代代农民，其实，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是土地，《农门》重构了人与土地的关系。《农门》既是一部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的变迁史，更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农民的情感史、心灵史。

一部具有重要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的作品

《农门》的写作姿态和写作立场，决定了这部小说既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也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丁兆伦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拒绝用启蒙眼光，拒绝居高临下，这种叙事伦理的转变，打破了传统的对农民的书写模式，《农门》中的农民不再是单向度的"被启蒙者"，也不是无助的"苦难符号"，很显然也与当下众多农村题材的作品不同，当下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但是同质化严重，不是脱贫攻坚就是乡村振兴，绝大多数作品“隔着玻璃看画”，缺乏真情实感，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作为一个时代主题，不是不可以写，不但可以写，还必须写好，写出真正经得起时代检验的文学作品，要尊重小说的艺术伦理。不能预设，更不能带着滤镜书写，尊重生活的真实性，尊重艺术的真实性。在大多数作家热衷于描写脱贫攻坚就是乡村振兴热门话题时，丁兆伦选择面向历史，面向真实，探索那些被历史的烟尘掩埋的精神根系，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写作，是一种逆向写作，恰恰是这种不取巧，不媚俗，费力不讨好，才有了《农门》。虽然他们面对命运时的犹豫，面对变革时的恐惧，面对不公时的忍耐与反抗，但是，无论丁土根、还是秦员外、冯本等，他们都是自足的精神主体，都具有相当的认识能力、判断能力，是土地的主人、生活的主人、历史的主人。

关于认识价值方面。作者对胳肢窝村秦冯王丁李五个家族，解剖麻雀一样，深耕细作，深入浅出，生动呈现了宗法社会中国农村的权力结构。《农门》展现的农民政治，家族与家族之间矛盾、家族内部矛盾，更不用说家庭内部矛盾——父子、婆媳、夫妇、兄弟等等之间的微妙博弈，父子之间沉默的权力交接，兄弟姐妹在利益面前的联合与背叛，这些日常互动构成了一部鲜活的微观农村社会的权力结构。

一部构思精妙奇特和敢于创新尝试的作品

在艺术性方面，《农门》也做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尝试和探索，例如，宏大叙事与个体声音的巧妙结合。作者的“野心”在于，通过一个村庄生活的变迁，呈现时代、历史与文化的真实景观。但是，时间跨度50年、人物形象几十个，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是一个艺术难题。弄不好就是一个流水账。但是作者处理的很巧妙，达到了四两拨千斤的艺术效果。小说中的“我”，更像是一部近现代关于家族、土地、农民的口述史，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可信度，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再如，如何处理宏大叙事，甲午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有的就是一笔带过，因为作者深知，小说不是历史，小说写的是真实的现实生活、活生生的人的日常生活，体现了一个真正小说家的叙事能力。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奇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朱光潜在《克罗齐的历史学》一文曾对克罗齐的这一命题做了如下阐发：“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的思索，打动现实的兴趣，和现实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过去史在我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获得它的历史性”。书写历史，既是一种眺望，致敬，更是对话——与当下的对话，面对历史的激情，体现的是一种现实的情怀。看似写的是历史，它思索和关注的仍是当下，我觉着这是这部作品最大的意义所在。

作者简介：温奉桥，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海洋大学王蒙文学研究所所长，2009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青岛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王蒙研究》主编、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评审专家、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评审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