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释法煞费苦心，香港法治不容有失！保障“一国两制”长久运行

人大释法煞费苦心，香港法治不容有失！保障“一国两制”长久运行

文 | 韩成科

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十四条和第四十七条的解释。这是人大常委会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年多以来首次进行释法，究竟人大常委会会解释哪一条法例？范围及力度有多大？补充了哪些重要内容？都是各界关注重点。这次释法的难度并不低，一方面既要解决黎智英案中衍生的海外律师能否参与国安案件审理的问题，并且全面检视及堵塞潜在的国安漏洞，另一方面中央又多次表明高度重视香港的普通法制度，不会动摇以至削弱。释法固然是人大常委会的权力，但对香港法治也必然会造成冲击，更会被一些人借机炒作，所以人大释法的力度和尺度更需要精准把握。

对于这次释法，范围可以很大，力度也可以很强。行政长官提请中央人民政府释法，并没有指明释哪一条法例，而是建议人大常委会厘清“根据《香港国安法》的立法原意和目的，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或大律师可否以任何形式参与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行政长官没有表明建议人大常委会释哪一条法，在过去极为罕见，原因是这次有关海外律师参与国安案件的争议，在香港国安法中确实没有一条专门条文作出规定，所以前律政司长及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梁爱诗亦撰文反问“有人要求释法。释哪一条？”特区政府并无把握，于是将波交到人大常委会手上。

对于人大常委会释哪一条法，此前社会亦有不少讨论，例如有提到可解释第三条，规定司法机构要依法防范、制止及惩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又或是第六十三条，有关执法及司法人员须就国安法案件、国家秘密及私隐保密的条文等。最终人大常委会释的却是第十四条和第四十七条，当中主要针对“两个问题”作出了“三个明确”。

“两个问题”是国安委的职责问题；以及法庭在处理有关国家机密案件时的程序问题。“三个明确”是明确了特区国安委对维护特区国家安全具有决定性的法定责任和权力；明确了特区法院在审理国安案件遇有行为及证据材料是否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秘密的认定，应取得行政长官发出的证明书；明确了不具有香港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是否可以代理国安案件问题，需要行政长官认定并发出证明书。

显然，人大释法并没有具体决定海外律师能否参与国安案件的审理，而是列明国安委以及行政长官的职责和权力，并且指明法庭在处理有关问题时应该先取得行政长官的认定和发出证明书。这样的释法并没有直接介入处理有关法律争议，而是通过“明职责、列标准、树程序”等方式，赋权国安委以及行政长官根据不同个案，全面评估再作出决定。即是黎智英能否聘用Tim Owen 不是人大释法说了算，而是由行政长官决定。

人大常委会为什么不在释法中明确禁止海外律师参与国安案件？当中可能有几个考虑：一是黎智英的争议不单在于有关律师的海外背景，而且涉及有关律师可能出现的泄密等问题，就算不是海外律师背景，本地律师也可能出现这些风险，与其一刀切禁止，不如赋权行政长官根据不同个案的案情、根据有关律师的评估，逐个案式处理。

二是明确国安委和特区政府在国安案件上的角色，通过制度上的赋权，让其更好地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并作为国安案件的“把关者”。既然有了赋权，将来再出现国安案件争议时，特区政府将可自行解决，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是体现对香港法治的维护以及对香港法庭的尊重。尽管法庭的判决引起不少争议，但人大释法并没有否定法庭裁决，而是就国安委的权责以及相关的法律程序作出补充，阐明涉及国家安全案件要聘请海外法律代表时，须有特首发出的证明书，不但从根本上解决了黎智英案的争议，而且未来再处理各种国安案件争议时，同样可以按这套机制进行处理。更重要的是，黎智英照样可以就聘请Tim Owen申请证明书，但最终由行政长官决定，整个释法并没有推翻法庭的判决，而且力度及范围都相对温和，在释法的内容、指向上明显是深思熟虑，既要解决问题，也要避免引来对香港法律体系的震荡，最终的释法内容无疑是煞费苦心。

中央充分明白普通法制度对香港的重要性，这个法治优势是香港“联通世界”的重要基础，中央十分重视并且全力呵护。所以在这次释法上，人大释法内容是中间落墨，把权责规矩划清楚，如何执行就是特区政府、法庭的职责，向外界显示中央对香港法治的维护。有了释法解决的“尚方宝剑”，之后再出现各种争议，特区政府必须自行处理，不应再事事都依赖中央。